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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院新规：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不实，法院查明后10日内予以罚款、拘留

发布时间：2019-04-28　浏览次数：1560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

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（2019年4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766会议通过）

为加强民事执行的强制性、规范性，依法惩戒逃避执行、抗拒执行行为，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根据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执行机构收到执行案件后，应当立即启动执行程序，并在10日内完成以下事项：

1. 向被执行人发出《执行通知书》；

2. 向被执行人发出《报告财产令》、《限制消费令》；

3. 财产网上查控以及被执行人户籍、婚姻、持有的证照、出入境记录等信息的调查。

二、被执行人应当按照《执行通知书》、《报告财产令》的要求立即履行债务或者报告财产。拒不报告财产又不履行的，在《执行通知书》和《报告财产令》发出后一个月内采取下列措施：

1.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
2. 限制出入境，或者责令交出出入境证照、宣布证照作废等;

3. 罚款、拘留。单位为被执行人，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、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、拘留。

三、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不实，应当在查明之日起10日内，对被执行人予以罚款、拘留。

四、被执行人应当遵守《限制消费令》的规定。被执行人违反《限制消费令》，执行法院应当自查明之日起10日内予以罚款、拘留。

五、执行法院发出查封、扣押裁定书、责令交付通知书后，被执行人应当按照要求将指定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。拒不移交的，在10日内予以罚款、拘留。

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，被执行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、使用等情况。

六、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、土地的，执行人员应当在腾退期限届满之日起一个月内，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、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、虚假报告财产、违反限制消费令，经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，应当在一个月内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八、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具有非法处置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产、虚假诉讼等抗拒执行行为之一，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应当在10日内作出拘留决定；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，应当在一个月内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九、对作出了拘留决定而被执行人又下落不明的，10日内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控制被执行人。

十、罚款、拘留可以单独适用，也可以合并适用。

同一案件中发生新的妨害执行事由的，可以重新予以罚款、拘留。

对个人的罚款金额，一般不少于人民币一千元。对单位的罚款金额，一般不少于人民币五万元。

在拘留期间被执行人具有积极履行债务等认错悔改情形的，可以责令具结悔过，提前解除拘留。

十一、应当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不采取的，依法依纪追究承办人责任。

具有特殊情形暂不宜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，应当报经批准。具体情形另行制定。

十二、本意见适用于金钱给付类民事执行案件。

同一被执行人在同一执行法院内具有系列执行案件，可以基于其中一个案件实施本意见的强制执行措施，强制执行措施的材料在其他案件中备案。

十三、本意见自二0一九年五月一日起施行。

相关链接：最高院正在起草《强制执行法》草案，或于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

目前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已经明确将民事执行法列入。今年3月两会期间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：按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，最高法院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《强制执行法》，力争在今年年底能够向全国人大提交。

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

第4247号（政治法律类451号）提案的答复

您提出的《关于制定<强制执行法>的提案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在提案中强调了制定《强制执行法》的必要性，明确了《强制执行法》立法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，并从执行机构及人员、执行权的运行、执行保障体系、执行当事人的权利及其救济、执行监督等五个方面设计了《强制执行法》的基本框架。我们认为，您的建议对于加快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的进程，解决执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以及提升执行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等，都具有重要意义，我们将在今后相关工作中积极吸收、采纳，并推动立法部门尽快将《强制执行法》提上工作日程。

一、强制执行单独立法确有必要

随着我国执行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蓬勃发展，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。

（一）制定强制执行法是落实中央决策需要。强制执行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，要“制定强制执行法”。因此，制定强制执行法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、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的具体举措和必然要求。

（二）制定强制执行法符合审判执行工作发展规律。一方面，从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看，随着执行理论实践的发展，执行权与审判权在性质、功能、价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。比如执行权通常被认为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特性，与旨在解决纠纷的司法权不同，执行权旨在强制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实体权利，因此，强制执行法以依法、高效地实现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为目的，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价值，这一点与更加强调公平价值的审判权截然不同。这种差异会在权力运行原理、机制等方面有所体现，将二者统一规定到一部民事诉讼法中，不仅影响法律的统一性，也难以突出二者的个性特点。另一方面，从内容看，强制执行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，既包括程序法内容，也包括大量实体法内容，比如参与分配的顺位问题、变更追加执行主体问题等；既包括民事审判的执行，也包括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民事纠纷解决程序结果的执行；既包括民事执行，也包括行政执行、刑事执行等等。因此，将强制执行相关内容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，有削足适履之嫌，很多内容难以被民事诉讼法所涵盖，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。为此，最高人民法院只能暂时借助另行制定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，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的司法解释，出台了关于仲裁裁决执行的司法解释，还将出台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司法解释。

（三）制定强制执行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。纵观世界有关强制执行的立法模式，主要有两类，一类是混合式立法模式，比如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瑞士、秘鲁、英国、美国等，另一类是强制执行单独立法，主要有法国、瑞典、俄罗斯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挪威、冰岛以及亚洲的日本、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，其中法国、日本、韩国和俄罗斯都是由最初的混合立法模式改为单独立法模式。单独立法是世界强制执行立法模式的发展趋势，有助于贯彻审判与执行相分离的理念，有利于优化民事诉讼法典，契合民事诉讼法的类型化、纯粹化发展方向，同时，也满足统一强制执行法制、方便强制执行法律适用的现实需要。因此，我国尽快制定强制执行法，是顺应世界强制执行立法发展潮流的应势之举，同时也是展现我国科学立法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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