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刑事律师

　　4年前，部级官员郑筱萸以649万元的受贿额被执行死刑。

　　4年间，又有18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，但其中13人被判死缓，无一人执行死刑的判决，如与郑筱萸同年落马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，最终认定受贿金额高达1.9573亿余元，他受领的是死缓。

　　7月19日，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执行死刑，对贪官是否判死再次引发坊间热议，杀或不杀的界线在哪里？

　　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，贪腐数额仅是众多量刑标准之一，法院通常还要综合犯罪所造成的损失、是否追缴赃款、有无自首立功表现、认罪悔罪态度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。

　　官员贪腐10万以上即可判死

　　苏杭两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昨日传出后，迅速在网络上发酵。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，评论有赞有弹，但绝大多数网民评论都是为处死二人叫好。

　　对于苏杭两贪被执行死刑，有网民做出三种猜测：一是认为贪腐数额巨大，才必须处决；二是认为级别不够高，没达到免死的标准；三是舆论声讨，以及中央反腐决心的显现。

　　记者通过大量采访，试图找出“处决”贪官的标准，但发现没有确切、统一的标准。

　　2007年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，以649万元的受贿额被处以极刑。而同年落马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，最终认定受贿金额高达1.9573亿余元，他受领的是死缓。

　　为何贪腐数额近两个亿都不死？许多民众均觉得看不懂惩贪手段。法学专家分析认为，数额仅是众多量刑标准的其中之一，法院通常还要综合犯罪所造成的损失、是否追缴赃款、有无自首立功表现、认罪悔罪态度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。

　　依照现行刑法，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。

　　“实践中超过10万元后数额往往没有太大意义，11万元和500万元其实区别不大，都在同一量刑幅度内。”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认为，目前刑法的规定并不合理，10万元的底线太低，对官员来说，贪10万元和贪1亿元的风险是一样的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受贿后是否违法使用职权以及造成的损害是决定量刑的最重要因素。

　　郑筱萸受贿后，不仅疏于职守，还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，间接导致了众多医疗事故，导致了一系列恶果。

　　坦白、退赃和检举立功是免死主因

　　随着许、姜两名巨贪高官同日领死，对多位贪污腐败数额巨大的官员却以死缓惩之，在社会上饱受争议。

　　死刑与死缓虽然都属死刑，但一字之差，在司法实践中有天壤之别。由于我国的无期徒刑不是真正意义上终身监禁，对于死缓多而极刑少的死刑，究竟能否真正震慑贪腐，法学界也分为正反两派各持己见，然而，学界一个共识在于：反腐败不能只靠死刑政策，更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。

　　近来，少杀、慎杀的刑事政策被不断提起。民众主张“斩立决”，而法学专家却主张“斩监候”。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在众多“死缓”的判决当中，免死原因主要是有自首、坦白情节，以及检举他人、提供破案线索。对于贪腐数额，则不是判处极刑的唯一标准。

　　以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为例，虽然其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.9573亿余元，超过许迈永和姜人杰，但法院认为他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，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实，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；此外，陈同海还具有认罪悔罪，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，为查处有关案件发挥了作用，以及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处罚情节，因此判处其死缓。

　　相比陈同海，许迈永的判决认为，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，且具有索贿情节，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应依法惩处，并与其所犯贪污罪、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。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，赃款已全部追缴，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，但经查，其检举线索均未查证属实，其行为不构成立功。

　　许、姜两巨贪领死消息传出后，不少网民撇开“该不该杀”的话题，从制度完善方面讨论防治腐败。“朱元璋时、贪七十两银子就杀而且是剥皮，也没有杀完贪官，没办法，贪饱了就不贪了，换一个没贪过重新贪、更麻烦。”有网友举例认为，靠死刑反腐败是一种制度性偷懒。腐败猖獗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转型时期、制度不健全造成的，制度失灵造成的问题必须用制度的完善去解决，死刑管不住腐败，河南省和贵州省几任交通厅长“前腐后继”就是典型例子。

　　死刑能否震慑贪腐？记者采访了一些法学专家。专家对此有肯定的一派，也有否定的一方。

　　正方

　　广东省法学会刑法委员会专家认为，贪腐犯罪不能取消死刑，但应遵从从严审查、慎重下判的原则，保留死刑，才能起到威慑作用。贪腐必然伴随公权力的寻租，其社会危害往往大于个人犯罪。郑筱萸主政国家药监局期间，一年狂批上万种新药，药价飞涨。浙江湖州乡镇干部截流私分汶川地震捐款，更加是谋财害命。公权力滥用的危害既深且广，非一般私权之滥用所可企及。

　　首先，我国贪腐犯罪仍呈高发态势，“小吏巨贪”、权力滥用的现象也较为突出，若取消死刑，会使群众产生误解，认为国家对贪腐犯罪不再从严打击了。

　　其次，在其他犯罪的死刑仍大部分保留的前提下，若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，会让群众认为“官民不平等”。

　　此外，保留贪腐犯罪的死刑有利于案件的侦破。实践中，贪腐犯罪属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，死刑的保留能够对犯罪嫌疑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慑，促使其为了保命如实交代犯罪行为。

　　反方

　　北大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认为，“姜、许二人执行死刑，我认为是很大的悲剧。这么多年，反腐越反越腐，数额动辄上亿，不是单纯的人品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。只有建立制度性的反腐措施，用有效而良好的监督手段，严格的审查，才能大大减少腐败。”

　　从司法实践来看，死刑对贪官的威慑力没有人们想象的大。我国刑法规定，个人贪污10万元以上、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可处死刑。而实际上，因贪腐获死刑立即执行的屈指可数。更常见的是，贪腐几千万、上亿不过是无期、死缓而已。因此，对贪腐用死刑威慑仅具象征意义。治贪之目标，只能靠制度性预防而不是死刑来达成。

　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坦言，目前对于职务犯罪我国主要是从刑罚的角度进行判罚，在经济方面的判罚比较简单，只是追缴赃款，没有额外的威慑性惩罚，贪官往往有“牺牲我一人、幸福几代人”的心理。在国际上，除了对贪官有必要的刑罚外，需要根据贪污受贿的情形进行惩罚性加罚。例如美国，除了罚没赃款外，会根据贪污受贿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计算出一个加罚额度，这个额度是对公共利益损害额度的3倍。新加坡每查实一次贪污受贿行为，在充公后会加罚10万。这意味着贪官贪污后，家人在经济上会受到很大的波及，这种方式值得借鉴。(记者 刘冠南实习生 陈泽璇)